国民幸福指数,还是国民自由指数?

评价一个政府,是看(国民)幸福指数还是看(国民)自由指数?

昨天书展之后,我们拉着辉格等一起到清风茶坊畅聊。

席间,老摇问辉格这样一个问题。他问,怎样评价一个政府及其政策的影响, 是看(国民)幸福指数么? 我们知道,现在,通常评价会用GDP的增长,代表经济成长,以此来说明或者评价各国发展以及政府的成败。

邓小平一句话,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。长期以来,中国政府一直以GDP增长,而居功自傲。确实,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当下,没几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,连续几年稳定增长的。可是矛盾的是,经济大幅的增长的同时,反政府的抗议事件却此起彼伏,老百姓不满意程度反而却越来越高。据统计,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接近一万件了。老百姓甚至嘲笑政府的GDP的计算,是“鸡屁股”。

如果不用GDP作为指标,那么用什么数据来衡量政府的优劣呢?是老摇说的国民幸福指数么?幸福指数又是指哪些参数,如何调查?按照常识理解,与幸福有关的参数,最基本的是健康和寿命,比如,人均寿命的长短,婴儿死亡率高低。还有就是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,包括衣食住行。

再有教育,收入,家庭关系,人际关系,工作压力,生存的环境(治安和环境),成就感,正义感,再有就是,精神上的追求(信仰)等等,这些统统都与人们的幸福息息相关。现在,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潮下,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有了改善。但,我们还是不免听到许多穷人的抱怨,有的人甚至怀念毛的时代,追求那种所谓财富均等,无忧无虑,物质匮乏,精神单一的生活。当然还有一些人,物质上很富有,但精神上极度空虚,烦恼,工作和家庭上压力很大,他们也感到不幸福。

那么,究竟是不是可以用客观数据来说明国民的幸福指数呢?公共政策的优劣,可不可以参照国民幸福指数的标准来评价呢?

如果就按照,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些指标。比如健康,寿命。那么为了公众的健康水平,政客就可以制定出,全面禁烟政策,甚至会得到多数人支持。因为,至少从医理上分析,禁烟是可能帮助提高人均寿命的。辉格老师则诙谐地说,要延长人均寿命最好的办法是,把人冷冻,冷藏起来,保质保鲜。

一旦,把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政治正确,来辅助政策的制定,那么免费医疗,免费教育,免费住房,免费食物,保证就业,生活补贴等等福利政策,都会接二连三的出台,政府也因此庞大起来。大量的福利政策即将付诸实施之时,穷人的幸福程度会迅速提高,因为生活似乎有了保障。随之,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会逐步加重,个人在事业上奋斗的意志也会随之消减。因为,失去了获得财富的激励,反正努力和不努力都可以旱涝保收,不再需要辛苦地劳作,如何享受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。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。这段时间,我们看到欧洲那些老牌的福利国家,正在陷入经济的困境,政府的债券还不了。现在政府要取消部分福利,可老百姓不愿意了,纷纷上街抗议。上个世纪80年代,中国人还在羡慕欧洲完美的福利制度,如今欧洲人好日子到了头,子孙后代将背负巨额的债务。国家的经济停滞,社会动荡不安,世界经济也受到连带影响。

幸福感是主观的,每个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。西方人说朝鲜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,但去朝鲜调查,他们的民众自认为很幸福,很美满,还希望南韩的同胞能够象他们一样生活。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常识性的指标,对国民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,从而做出模糊的判断和稍微客观的评价。但我并不认为调研的结果,可以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资料。

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社会调查,将不可避免的使政策制定者陷入群体主义陷阱,从而谋取不实在的社会公正。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批评社会公正的主张。但,政府及其政客,却在竞选中,需求民意支持时,通过强调社会公正来换取选民或者公众的多数支持。

当然,我认为最不怀疑社会公正的国民,莫过于朝鲜人。也许我们会说,他们被政府宣扬的主体精神洗了脑,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。但不可否认,作为旁观者,我们无法猜测定朝鲜人所说的幸福,是出于畏惧,还是他们真实的感受,正所谓“子非魚安知魚之乐”。

幸福与个人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。价值观不同,偏好就不同,实现幸福感的标准就不同。我认为我如果月入3万,就知足长乐了。可是,别人月入50万的还在拼命挣钱。你带5岁孩子去吃千元的自助餐之后,你问他最想吃的是什么,他可能回答的是棒棒糖。我以为听一场古典音乐会,很满足,可是朋友一刻都坐不住,想去看一场球赛。

因此,政府除非以独裁方式进行压制和胁迫,进行统一地洗脑,否则凡是有自由意志的人,他们之间幸福观差异是很大的。也就是说,政府一刀切的政策,必然会伤害一些人的情感。比如说,滑板爱好者喜欢冒险,尽可能地去尝试的更花样技巧,当然免不了要跌倒,受伤。如果政府象大家长一样,以安全和健康为由,禁止滑板运动,那么这些人便失去了生活的乐趣。政府当然还能以同样的理由,禁止人们吸烟与喝酒,禁止大家吃不健康地,所谓致癌的垃圾食品,容易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软饮料,政府也可以禁止人么行走时听耳机,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交通事故,或者禁止人们的登山运动等等。

显然,这样的政策听起来就很荒诞。既然,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偏好如此大相径庭,不能用国民的幸福指数来评价政府及其政策,那么到底用什么来评价政府的政策呢?还是用“鸡屁股”。

其实,我认为我们往往会忽略,三个原则。作为宪法要保障的,个体的三大基本权利,所谓生命权,自由权,财产权。

假设政府的一项措施或政策,比如建设和开发基础设施,即使这个措施有利于提高GDP。但如果这项措施,通过暴力或非法的手段,强拆了某位公民的住宅,而法院不能公正地,捍卫这位住户的利益或者说财产权,我们认为这个措施就是很野蛮的行为。

即使这个决定是多数人的意见,即使是建立在民主之上,所谓多数人投票决定的,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,缺乏了正义,违反了宪法捍卫个体权利的原则。政府的滥权,侵害了他人的基本权利,使用了暴力。无论这项政策或者措施,会使得多数人幸福感得到了提升,比如,提高了当地人的就业率以及交通的便利等等,但这些都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,而不是最根本的捍卫个体基本权利原则。

同样,政府通过强制或胁迫的手段迫使孕妇去堕胎,就象之前众所周知的镇坪残害胎儿的惨案,一位年轻的母亲被计生人员灌了迷药,然后被强制的人流,小孩夭折。显然,这是通过政府暴力,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自由权。计生政策本身不是保障人的自由,而是限制人的自由,是统治和规范人的生活。政府是无权在践踏公民自由的基础上,再主张所谓的法理和道义。宪法和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暴力的,不是约束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的,恰恰相反宪法和法律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,不是政府的统治机器。

因此,我认为评价政府及其政策,至少有这三个原则。评价政府,我们应该看他们是否在尽可能的保障人的自由,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。有人说,凭什么政府一定要尊重这三大权利的基本原则呢?比如,朝鲜人就认为,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。

我们必须承认人是先于社会和政府,更先于国家出现的。没有了人和家庭,所谓的社会,政府,国家成为空洞的东西。所以说,如果人在没有国家,政府外部暴力压制之下,人会怎么决定才是关键。比如说,被绑匪绑架的人质,为了生存他可能会暂时地,或者策略性地与绑匪配合,对付前来营救人质的警察。作为理性的人,他不可能热爱绑匪,本质上,他是为了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求得生存。

事实上,朝鲜的社会就是建立在政府高压,信息封闭的基础上。朝鲜人没有自由出入国境的可能,很难接触和了解外部的世界。他们生下来就得接受这样的生存环境,政府让你怎么做,你就得服从。他们甚至连穿衣,说话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。倘若,没有政府的高压和洗脑,朝鲜国民的价值观,会更符合人的根本理性,也就是趋向自由的本性。

论语里有句话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没有人不向往自由的,会有人天生就喜欢被束缚着手脚,被关进牢笼吗?;没有人不想继续存活下去,这是人的根本理性,理性人不可能会乐于被别人伤害;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夺走,否则天下的强盗和小偷,就不是恶人了。推己及人,权利的边界就有了。这三条具备最根本的正当性。能否保障这三条,也成为政府是否正当和是否合法的基础。

很多人,不理解在1997年的时候,那么多香港人都想要移民英国,加拿大。为何不愿意,中国人被中国人统治呢?怎么不爱国了呢?这实际上,又回到了政府的问题,如果他们留下来,面临的政府可能就不同了。

在6月22日,茅于轼曾发了这样一条微博: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。现在归了外国,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,收入也增加了。你是同意不同意?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;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。我赞成以民为本。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。国家应为人民牺牲,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。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。

不难看出茅于轼如何看待政府的原则,也是以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为基础。能保障个体自由的就是好政府,无论它是本民族,还是外来政权。

第二天,信力建在新浪微博回复道: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,它的公路是中国的3倍,发电量是中国的9倍,工业产值是中国的13倍,它最大的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,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务,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,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,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一起解放南京,它的名字是满洲国。

信力建暗示,如果按照只从经济发展来看,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是好政府。显然,这是在反讽中国政府的以经济发展作为合法统治的依据,而忽视民众真正需要的个体自由权利。

独立宣言说的天赋人权,所谓生命权,自由权,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。

追求幸福的权利,却不是得到幸福本身。个体的幸福感是主观的,政府和国家是无法帮你保证的。除非,政府规定什么好什么是幸福,然后每人一份,显然,这时国家变成了保姆国家或者是警察国家。

所以,谈国民幸福指数,不如谈“追求幸福”的权利,不如说,解除限制个体走向成功的枷锁,只要你不伤害他人的生命权,自由权,财产权,你有权利去追求自我的成就和幸福,这才是自由。

企图通过政府的权力来保障国民的幸福,结果是,他们既没有自由,也没有幸福。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,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,文明,进步,繁荣,自由的社会,才有望实现。

富兰克林说:“哪里有自由,哪里就是我的国。”他不是说,哪里有幸福,哪里就是我的国。道理很简单,没有自由,何来的幸福。我们不要指望台上的政治人物,给我们分发“幸福”。因为他们每发出一份幸福,就有一部分人为之套上枷锁。财富并不是他们创造的,他们只是在享受再分配权带来的利益。回到开头的问题,我们已经有了答案,评价政府及其政策,最重要的看国民的自由指数,而不是国民的幸福指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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