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价一个政府，是看（国民）幸福指数还是看（国民）自由指数？

昨天书展之后，我们拉着辉格等一起到清风茶坊畅聊。

席间，老摇问辉格这样一个问题。他问，怎样评价一个政府及其政策的影响， 是看（国民）幸福指数么？ 我们知道，现在，通常评价会用GDP的增长，代表经济成长，以此来说明或者评价各国发展以及政府的成败。

邓小平一句话，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政府一直以GDP增长，而居功自傲。确实，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当下，没几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，连续几年稳定增长的。可是矛盾的是，经济大幅的增长的同时，反政府的抗议事件却此起彼伏，老百姓不满意程度反而却越来越高。据统计，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接近一万件了。老百姓甚至嘲笑政府的GDP的计算，是“鸡屁股”。

如果不用GDP作为指标，那么用什么数据来衡量政府的优劣呢？是老摇说的国民幸福指数么？幸福指数又是指哪些参数，如何调查？按照常识理解，与幸福有关的参数，最基本的是健康和寿命，比如，人均寿命的长短，婴儿死亡率高低。还有就是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，包括衣食住行。

再有教育，收入，家庭关系，人际关系，工作压力，生存的环境（治安和环境），成就感，正义感，再有就是，精神上的追求（信仰）等等，这些统统都与人们的幸福息息相关。现在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潮下，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有了改善。但，我们还是不免听到许多穷人的抱怨，有的人甚至怀念毛的时代，追求那种所谓财富均等，无忧无虑，物质匮乏，精神单一的生活。当然还有一些人，物质上很富有，但精神上极度空虚，烦恼，工作和家庭上压力很大，他们也感到不幸福。

那么，究竟是不是可以用客观数据来说明国民的幸福指数呢？公共政策的优劣，可不可以参照国民幸福指数的标准来评价呢？

如果就按照，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些指标。比如健康，寿命。那么为了公众的健康水平，政客就可以制定出，全面禁烟政策，甚至会得到多数人支持。因为，至少从医理上分析，禁烟是可能帮助提高人均寿命的。辉格老师则诙谐地说，要延长人均寿命最好的办法是，把人冷冻，冷藏起来，保质保鲜。

一旦，把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政治正确，来辅助政策的制定，那么免费医疗，免费教育，免费住房，免费食物，保证就业，生活补贴等等福利政策，都会接二连三的出台，政府也因此庞大起来。大量的福利政策即将付诸实施之时，穷人的幸福程度会迅速提高，因为生活似乎有了保障。随之，他们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会逐步加重，个人在事业上奋斗的意志也会随之消减。因为，失去了获得财富的激励，反正努力和不努力都可以旱涝保收，不再需要辛苦地劳作，如何享受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。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们看到欧洲那些老牌的福利国家，正在陷入经济的困境，政府的债券还不了。现在政府要取消部分福利，可老百姓不愿意了，纷纷上街抗议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中国人还在羡慕欧洲完美的福利制度，如今欧洲人好日子到了头，子孙后代将背负巨额的债务。国家的经济停滞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世界经济也受到连带影响。

幸福感是主观的，每个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。西方人说朝鲜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，但去朝鲜调查，他们的民众自认为很幸福，很美满，还希望南韩的同胞能够象他们一样生活。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常识性的指标，对国民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，从而做出模糊的判断和稍微客观的评价。但我并不认为调研的结果，可以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参考资料。

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社会调查，将不可避免的使政策制定者陷入群体主义陷阱，从而谋取不实在的社会公正。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批评社会公正的主张。但，政府及其政客，却在竞选中，需求民意支持时，通过强调社会公正来换取选民或者公众的多数支持。

当然，我认为最不怀疑社会公正的国民，莫过于朝鲜人。也许我们会说，他们被政府宣扬的主体精神洗了脑，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力。但不可否认，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无法猜测定朝鲜人所说的幸福，是出于畏惧，还是他们真实的感受，正所谓“子非魚安知魚之乐”。

幸福与个人的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。价值观不同，偏好就不同，实现幸福感的标准就不同。我认为我如果月入3万，就知足长乐了。可是，别人月入50万的还在拼命挣钱。你带5岁孩子去吃千元的自助餐之后，你问他最想吃的是什么，他可能回答的是棒棒糖。我以为听一场古典音乐会，很满足，可是朋友一刻都坐不住，想去看一场球赛。

因此，政府除非以独裁方式进行压制和胁迫，进行统一地洗脑，否则凡是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他们之间幸福观差异是很大的。也就是说，政府一刀切的政策，必然会伤害一些人的情感。比如说，滑板爱好者喜欢冒险，尽可能地去尝试的更花样技巧，当然免不了要跌倒，受伤。如果政府象大家长一样，以安全和健康为由，禁止滑板运动，那么这些人便失去了生活的乐趣。政府当然还能以同样的理由，禁止人们吸烟与喝酒，禁止大家吃不健康地，所谓致癌的垃圾食品，容易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的软饮料，政府也可以禁止人么行走时听耳机，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交通事故，或者禁止人们的登山运动等等。

显然，这样的政策听起来就很荒诞。既然，人的价值观和兴趣偏好如此大相径庭，不能用国民的幸福指数来评价政府及其政策，那么到底用什么来评价政府的政策呢？还是用“鸡屁股”。

其实，我认为我们往往会忽略，三个原则。作为宪法要保障的，个体的三大基本权利，所谓生命权，自由权，财产权。

假设政府的一项措施或政策，比如建设和开发基础设施，即使这个措施有利于提高GDP。但如果这项措施，通过暴力或非法的手段，强拆了某位公民的住宅，而法院不能公正地，捍卫这位住户的利益或者说财产权，我们认为这个措施就是很野蛮的行为。

即使这个决定是多数人的意见，即使是建立在民主之上，所谓多数人投票决定的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，缺乏了正义，违反了宪法捍卫个体权利的原则。政府的滥权，侵害了他人的基本权利，使用了暴力。无论这项政策或者措施，会使得多数人幸福感得到了提升，比如，提高了当地人的就业率以及交通的便利等等，但这些都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，而不是最根本的捍卫个体基本权利原则。

同样，政府通过强制或胁迫的手段迫使孕妇去堕胎，就象之前众所周知的镇坪残害胎儿的惨案，一位年轻的母亲被计生人员灌了迷药，然后被强制的人流，小孩夭折。显然，这是通过政府暴力，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和自由权。计生政策本身不是保障人的自由，而是限制人的自由，是统治和规范人的生活。政府是无权在践踏公民自由的基础上，再主张所谓的法理和道义。宪法和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暴力的，不是约束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的，恰恰相反宪法和法律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工具，不是政府的统治机器。

因此，我认为评价政府及其政策，至少有这三个原则。评价政府，我们应该看他们是否在尽可能的保障人的自由，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。有人说，凭什么政府一定要尊重这三大权利的基本原则呢？比如，朝鲜人就认为，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。

我们必须承认人是先于社会和政府，更先于国家出现的。没有了人和家庭，所谓的社会，政府，国家成为空洞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如果人在没有国家，政府外部暴力压制之下，人会怎么决定才是关键。比如说，被绑匪绑架的人质，为了生存他可能会暂时地，或者策略性地与绑匪配合，对付前来营救人质的警察。作为理性的人，他不可能热爱绑匪，本质上，他是为了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求得生存。

事实上，朝鲜的社会就是建立在政府高压，信息封闭的基础上。朝鲜人没有自由出入国境的可能，很难接触和了解外部的世界。他们生下来就得接受这样的生存环境，政府让你怎么做，你就得服从。他们甚至连穿衣，说话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。倘若，没有政府的高压和洗脑，朝鲜国民的价值观，会更符合人的根本理性，也就是趋向自由的本性。

论语里有句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没有人不向往自由的，会有人天生就喜欢被束缚着手脚，被关进牢笼吗？；没有人不想继续存活下去，这是人的根本理性，理性人不可能会乐于被别人伤害；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夺走，否则天下的强盗和小偷，就不是恶人了。推己及人，权利的边界就有了。这三条具备最根本的正当性。能否保障这三条，也成为政府是否正当和是否合法的基础。

很多人，不理解在１９９７年的时候，那么多香港人都想要移民英国，加拿大。为何不愿意，中国人被中国人统治呢？怎么不爱国了呢？这实际上，又回到了政府的问题，如果他们留下来，面临的政府可能就不同了。

在6月22日，茅于轼曾发了这样一条微博：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。现在归了外国，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，收入也增加了。你是同意不同意？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；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。我赞成以民为本。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。国家应为人民牺牲，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。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。

不难看出茅于轼如何看待政府的原则，也是以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为基础。能保障个体自由的就是好政府，无论它是本民族，还是外来政权。

第二天，信力建在新浪微博回复道：曾经有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它的公路是中国的3倍，发电量是中国的9倍，工业产值是中国的13倍，它最大的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，它的国民享受着大大优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服务，在它国门前等着移民的中国人排成长龙，它的电影流行于远东各地，它英勇的军队正同友军一起解放南京，它的名字是满洲国。

信力建暗示，如果按照只从经济发展来看，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是好政府。显然，这是在反讽中国政府的以经济发展作为合法统治的依据，而忽视民众真正需要的个体自由权利。

独立宣言说的天赋人权，所谓生命权，自由权，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。

追求幸福的权利，却不是得到幸福本身。个体的幸福感是主观的，政府和国家是无法帮你保证的。除非，政府规定什么好什么是幸福，然后每人一份，显然，这时国家变成了保姆国家或者是警察国家。

所以，谈国民幸福指数，不如谈“追求幸福”的权利，不如说，解除限制个体走向成功的枷锁，只要你不伤害他人的生命权，自由权，财产权，你有权利去追求自我的成就和幸福，这才是自由。

企图通过政府的权力来保障国民的幸福，结果是，他们既没有自由，也没有幸福。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，保障个体的基本权利，文明，进步，繁荣，自由的社会，才有望实现。

富兰克林说：“哪里有自由，哪里就是我的国。”他不是说，哪里有幸福，哪里就是我的国。道理很简单，没有自由，何来的幸福。我们不要指望台上的政治人物，给我们分发“幸福”。因为他们每发出一份幸福，就有一部分人为之套上枷锁。财富并不是他们创造的，他们只是在享受再分配权带来的利益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有了答案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，最重要的看国民的自由指数，而不是国民的幸福指数。